日本志愿者的“中国情结”

在大阪的日语学校，授课前后总见休息厅的沙发上坐着十几对一老一少，一问一答地练习会话，月月年年，风雨无阻。年少者是该校的外国学生。年长者是日本的志愿人员，他们是在该校登记入册的一个群体，每当有外国学生需要练习会话时，他们便招之即来。

中国人称这些志愿者为辅导员。

现在该校共有22名中国学生，12人有了这样的辅导员。一次聚会，说起各自的辅导员，竟发现他们都同中国有着深深浅浅，不尽相同，却又殊途同归，由爱、恨、悔、缘编织起来的历史情结。

北京人小郑的辅导员是音乐老师，叫松田平和，每次课前都会教给学生几首日本著名歌谣。一次课间闲聊，小郑请松田弹奏曾是日本国歌的“君之代”，没想，话一出口，松田笑脸变色：“不行！”小郑红了脸，小心试探：“老师，对不起。我说错话了吧？”松田撤下琴谱、合拢琴盖，半晌才开口：“我父亲不让我弹这曲子，我发过誓。”说完，携琴离去。把一个悬念丢给了小郑。

为解开这个谜，一日，她带了一饭盒饺子、一碟醋、一瓶绍兴黄酒给松田。吃着喝着，松田讲起了他的父亲石丸一郎先生。1939—1945年，他的父亲曾在中国沈阳驻扎。1945年回国，1946年有了长女，取名平和，取意和平。老人今年87岁，依然健康硬朗。松田解释：“我爹去中国不是自愿的，是遵天皇之命，被迫的。这6年历史，他从不提起。只有一次过年，他建议我弹《故乡的秋天》。我弹了，他流了泪，含含混混说了句，那时最想听这首歌。我考上音乐学院后，爹嘱咐我，不许我弹‘君之代’，我发了誓，至今遵守诺言。我结婚生子辞去工作后，他问我愿否去附近的日语学校帮中国人做事。这样，我就来了。至今做了11年的志愿者。”

小胡的辅导员桓内英雄与小郑的相似，71岁，1944—1945年驻扎中国云南。他强调自己没上过前线没开过枪，是检查军容军纪的士兵。战后，他作为俘虏在中国某地劳改了3年，1948年回国。退休后，他开着一辆白色货车到该校登记，说他死后，这辆车就归学校。他几次对小胡讲要“去云南看看”，这是他最后的心愿，他想请小胡到时做他的向导。

76岁的中野请小乔相信他绝不是军人，而是满铁职员。哈尔滨5年的经历，影响了他退休后的道路。“日中朋友会”是他亲手创办的组织，游说了70多人入会。启动资金用他的退休金垫付，其中三分之二投向中国。妻儿反对，他执着不悔。他说中国是农业大国，发展农业优先，于是十多次出资请来哈尔滨的农林技术人员，向他们传授最先进的技术，种子、农药、工具等一并奉送。中野老伴不满，“你早年肯定在中国做了缺德事，现在来偿还。”中野不语，继续在他的会员中筹钱筹物。

73岁的吉田佑子的人生又是别样。战争期间她是日军的护士，战后作为留用技术人员，服务于八路军。1949—1953年，她在哈尔滨军区卫生部工作的经历，使得她与小周初次见面时，身上竟别着8枚勋章——解放东北、解放华北、全国胜利……小周欣赏着她身上的勋章，问她对中国留下什么印象？吉田掰着手指：“我在中国时，他们没把我当外人，对我很好，每个人家的饭我都吃过。”她小心地拿出一张纸，上面是她在中国8年所结识的人名及不详地址，近30人。她说晚年的心愿就是找到他们，请他们来日本玩。她问小周：“你能帮我找到他们吗？”小周盯着那“家住哈尔滨”、“家住沈阳”的地址，挠着头皮：“万一……有人不在了？”“请他家人来呀！”吉田的口气不容置疑。

69岁的山川春彦虽然未染战争，但他对中国的了解与热爱在日本人当中是个异数。他是某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会讲中文，藏书的三分之一是中文古籍。家中之物，大到屏风，小到白玉印章皆是中国制造。他常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徜徉，感叹中国人的智慧：不可思议。他信道教、服老庄、解易经、练气功、读唐诗，并计划73岁前远征西藏、青海、新疆，一圆走完中国大地之梦。他立下的遗嘱中甚至有这样的话：“骨灰的三分之一撒入黄河。”

另一位深信自己有缘中国的竹田幸子，当人问起50多岁的她为何不嫁时，她一笑：“我已嫁给了中国。”竹田家门前有一木牌：“日中友好之家”。“让中国失学儿童走进课堂”，是竹田见到每一个入会会员第一面便要强调的。中国湖南省桑植县、永顺县，宁夏自治区的固原县是竹田的扶贫点。几十年来，她率团前往中国30余次，捐款4700多万日元，落成24所学校，3000多名儿童得到了资助。勾住竹田心魄的是“孩子的眼神”。竹田一指墙上孩子的照片和桌上摊放的照片制成的明信片，说：“我已割舍不掉这份工作，它成了我一辈子执着的事。”